内地大省的新烦恼
今年7月，江西省信丰县。
当地劳动就业局局长王栋现在手头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寻找工人”。这不，他刚刚幸运地在贵州贵阳市招到了一批工人，这批工人将在8月份陆续抵达信丰。
信丰隶属于江西赣州市。赣州市是江西最大的劳务输出市，每年输出打工者113万人次。其中，拥有73万人口的信丰县每年就输出将近20万人，这些打工者大多前往只有4个小时车程的广东。
两年前，作为就业局局长，王栋要考虑的仅仅是如何将信丰的剩余劳动力转移出去。早在1993年，信丰县就为此在番禺和广州市设立了两个劳务输出办公室。
但到了2004年，珠三角首次出现民工荒，那里的企业纷纷把工厂搬迁到信丰县。据统计，信丰县当年实际引进内资15.3亿元，其中七成以上来自珠三角地区。这些企业大多属于劳动密集型。
大批企业的涌入将“民工荒”也传染给了信丰县。王栋的工作内容完全变了，他不仅要说服外地的信丰民工回家就业，还不得不成立外出招工小组，远赴广西、贵州，寻找当地的剩余劳动力。
从珠三角搬到信丰县的企业们现在感到有点意外。他们原以为到了信丰，就等于掉到了民工堆里，但后来发现，这里的民工也少。
中豪针织有限公司就是这样一家从东莞搬来的港资企业。“当初投资建厂就是看上了这里的劳动力资源，但是没想到招不到工人。”这家公司的信丰分厂厂长曾纪文说。这家分厂本来设想招1300名工人，但至今只招到了500人。
曾纪文为此跑到信丰县各个乡镇招聘工人，但他转了一圈后发现，村庄里根本就没有他需要的工人。
不仅信丰县如此，整个赣州市亦如此。在2004年，赣州市招商局的官员就发现，在外来投资高速增长的同时，耳边不时传来企业招不到工人的抱怨声。
“更多的企业给市委市政府领导打电话、写信，反映招工问题。”赣州市劳动与社会保障局就业科科长卓喜贵说。
于是，赣州不得不成立了由外经贸局、招商局、劳动就业局等单位负责人组成的“市委招工难问题调研组”。据调研组统计，2004年赣州市8个县市、区中，各类招商引资企业共3000多家，约60％的企业不同程度地存在招工难问题，用工需求总量为20多万人，缺工达3万多人。
而每年有500万外出打工人口的江西省全省情况也不乐观，该省约有30％的企业在招工中存在各种问题工业园区则整体招工不足。去年从江西省劳动厅对全省工业园区用工摸底情况看全省工业园缺工大约16万人约占工业园区用工总数的20％。
其中一个根本原因就是，在全省农村劳动力中，在省外打工的超过了80％。
和江西省一样，在东部沿海地区的企业纷纷向内地迁移时，安徽、湖南、河南等劳动力输出大省也相继出现了劳动力短缺问题。
据安徽省劳动部门提供的数据显示，马鞍山市今年预计需要近10万劳动力，目前缺口达4万多人；合肥市技工缺口比重很大；芜湖市用工缺口10万人。这些城市恰恰是东部沿海企业内地转移过程中所青睐的城市。
关键数据：投资快速增长的中部地区：据发改委公布数据，2006年上半年，全国投资增长前三甲为吉林、安徽、河南，而在投资增速前十名中，80％是中西部省份。
2004年是转折点
珠三角地区在2004年初现民工荒之时，更多人相信，这仅仅是局部和暂时的结构性劳动力短缺。
“根据推算，2003年底，农村待转移劳动力应该还有7000多万。”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教授章铮说。他从2004年以来，一直根据已公布的统计数据，推算民工供给量的变化。
但不幸的是，不久后，长三角地区也出现了民工荒。据浙江省就业管理服务局的数据显示，去年第三季度，全省52 个市、县(区)劳动力缺口为29万多人。而浙江每年900万劳动力主要靠江西、安徽等附近省份输入。
随着企业纷纷向中部地区搬迁，江西、安徽、湖南等省份的民工荒现象也陆续出现。
民工荒在各地频繁出现，很多人都有这样一个疑问，民工数量是绝对短缺还是结构性短缺？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领导的一个课题组，不久前完成了一个劳动力供给状况的研究报告，这份报告证明了2004年是个重要的转折点——当年，中国农村外出劳动力数量增长率为5年来最低，增长率较上年减少74 ％。中国劳动年龄人口(15岁到59岁)供给增长率也在2004年首次出现下降，到2011年左右，劳动年龄人口开始不再上升，2021年开始绝对减少。
蔡昉认为计划生育政策在农村的实施是一个重要原因。数据显示，以1975年为界，前一个十年的出生人口比后一个十年要多出5000多万人。
这意味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实际上是享受了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前10年内人口大幅增长带来的“ 红利”，从1978年到1998年，在中国持续2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中，资本的贡献率为28％，技术进步和效率提升的贡献率为3％，其余全部是劳动力的贡献。大量劳动力带来的另一个好处就是高储蓄率，使企业发展的资本供给得到保障。
而这样的“红利”已不太可能在下一个10年乃至20年继续出现。1990-2002年，乡村人口绝对减少了2658 万人，并且这一数字还在持续扩大之中，这意味着农民工的来源已经出现了萎缩。
与此同时，企业的用工需求却在持续增长。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对北京、天津、深圳等使用农民工较多的26个城市 2600多家企业一项调查显示，2004年企业雇用的农民工人数比2003年增加13％，而劳动力仅增加5％。
此外，农业税全面取消和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导致更多农村剩余劳动力留在家乡或转入第三产业，更拉大了制造业的劳动力缺口。
关键数据：不再有的人口红利：自实行“独生子女政策”以后，中国的人口出生率逐渐降低，由1965年-1970 年的平均6.1％降至1996-2000年的平均1.8％。其结果导致1980年以后人口增长率也开始放慢，并由1961 年-1980年平均2.2％降至1996年-2000年的平均1％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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